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应用，开启了一个新的数字化时代。对政党而言，数字技术的兴起与应用，大大加速了政党组织的结构变革与“再组织化”过程，改变了政党组织的组织管理方式与运行方式，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政党组织的行动能力。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更加重视运用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水平”［1］115。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强调要整合各级党建信息平台与政务信息平台、城市管理服务平台等，推广“互联网+党建”“智慧党建”等做法，利用大数据做好党建工作分析研判。［2］可见，数字技术在政党治理中的应用，极大地丰富了政党治理的工具，为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了巨大的历史契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在基层的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点在于提升组织力［1］51，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3］。众多学者也强调，通过优化基层党组织的管理方式、组织结构、功能设置、制度规范等提升党组织的组织力。但目前关于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研究多停留于应然层面，缺乏提升党组织组织力的现实切入点。而实践中，上海、深圳、杭州、贵阳等地区已经通过“智慧党建”系统建设，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不断优化基层党建组织体系和工作机制，以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在此过程中，数字技术嵌入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机理是什么？其制度红利和技术红利是什么？又面临哪些潜在的技术治理风险？基于全国城市“智慧党建”创新案例，本文尝试回答以上问题。通过这种考察，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把握数字技术对政党组织的作用机制，形成组织力提升的分析框架；另一方面也呈现了数字技术与政党组织的互动形态，揭示了“技术—组织”间的逻辑变化关系。

　　（一）党组织组织力的科学内涵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恩格斯曾指出：“在阶级对阶级的政治斗争中，组织是最重要的武器。”［4］499列宁则进一步从无产阶级组织力量的角度强调：“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于组织。不组织群众，无产阶级就一事无成。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就无所不能。组织性就是行动一致，就是实际活动一致。”［5］121-122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1929年4月，毛泽东在《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指出，“我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言，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6］54。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到了政治组织力，他将政治组织力与军力、经济力并列，比较了中日两国综合实力。［7］447-450可见，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组织力也就意味着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党的各级组织都健全、都过硬，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党的领导才能‘如身使臂，如臂使指’。”［8］503党的基层组织作为党的肌体的“神经末梢”，更应该加强组织力建设，以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得到贯彻落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的：“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9］561

　　何为“组织力”？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看，组织力的概念基本形成了“合力论”观点，强调“组织力”是党组织各种能力形成的合力，也有学者将其称作“党建力学”［10］。具体包括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动员力、组织驾驭力、社会号召力的“五维合力”［11］；领导力、动员力、管理力、执行力、创造力、战斗力的“六维合力”［12］；动员力、发展力、监督力、管理力、执行力、知识力、战斗力、凝聚力的“八维合力”［13］等。总体而言，“合力论”更为准确地描述了党组织组织力的内涵与特征，且更符合党建研究的学科特性。本研究认为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是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在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时，运用各种不同能力的合力，包括党组织的管理能力、协同能力、决策能力与服务能力。

　　（二）技术赋能：“技术—组织”维度的分析框架

　　技术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政治学和组织学研究的重点议题。技术与组织间关系的核心概念在于技术赋能。从语言学意义上讲，“赋能”具有两层含义：一是赋予社会成员或组织某种能力的过程；二是使某种设备或系统运作成功。从组织管理学的角度讲，“赋能”强调通过流程优化或技术迭代的有效应用，以提升组织相应的管理、协同、决策等能力［14］。可见，“赋能”并不是简单地赋予能力，而是为行动主体提供一种新的方法和路径，并激发其自身能动性。技术赋能则更强调技术因素对组织管理的影响，特别是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的发展，对组织管理、协调、决策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概言之，数字技术已经成为组织变化的“赋能者”。

　　数据驱动的“赋能”机制是数字技术作用于组织的关键。与传统“权威驱动”型治理机制不同，这套新技术赋能机制以“数据驱动”为动力来源，通过数据归集、数据共享、数据处理和数据应用，推动组织内或跨组织的管理、协调、决策与应用的转型，塑造出新的组织特点。（1）数据归集维度。数字技术既可以通过物联网设备无感化采集相关行为数据，也可以记录组织创造的海量行为数据，还可以建立基础数据库并对传统资料进行数字化处理和整合。（2）数据共享维度。数字技术使数据交流具有便捷、实时和共享等特性，有效地打破了时间和空间壁垒，促进了数据传递由自上而下的“垂直型”机制向上下互动、多向交互的“网状型”机制转变。（3）数据处理维度。大数据时代的数据信息处理已从“随机样本”扩展到“全体样本”、海量的数据条目和丰富的数据关系表达。通过建构科学数据模型，以及对连贯客观数据的深度挖掘，“使用一切数据为我们带来了更高的精确性，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些以前无法发现的细节”［15］17，甚至可以很好地预测未来。（4）数据应用维度。数字技术的引入不仅可以为各种治理场景定制多样化的应用服务，还能进一步推动政党、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主体掌握运用复杂技术，并应用于各自领域以提升治理能力［16］。

　　数字技术嵌入政党治理的过程，深刻改变着政党组织管理、组织协同、组织决策、组织服务等。其一，在数据归集环节，全口径、全链条地获取和整合党员信息，不仅使个人“超级档案”成为可能，也建立起区域空间内的党建数字化平台，实现对党员个体和基层党组织的全息画像。其二，在数据共享环节，数据共享使传统层级结构设置形成的“数据孤岛”和信息梗阻问题得以解决，而协作是构成数据共享的前提。“信息技术通过对协调和信息施加影响，可以使广泛层面的效率变得可行”［17］30。其三，在数据处理环节，大数据的预测功能将会影响党组织决策判断。大数据的核心在于预测，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分析，既可以为党建规划提供决策参考，又可以为建构精准化的党建制度提供信息依据。其四，在数据应用环节，数字技术的应用正在优化政党组织的服务。数字技术正在建立以需求为中心的“客户主义”视角，政党能够通过大数据技术直接感知和获取公众的个性化与精准化需求［18］，扩展协同服务网络，丰富服务内容等。

　　（三）“多案例—内容分析”方法

　　本文基于全国智慧党建的实践案例，从“技术—组织”的理论维度，对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剖析。智慧党建资料主要来自三个部分：一是2018年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等面向全国开展了城市基层党建创新案例征集评选活动，一年来共征集案例近4 000件，遵循创新性原则与典型性原则，最终评选出全国城市基层党建创新案例130个，其中涉及“智慧党建”的创新案例共计5个。二是2023年由全国党建研究会社区专委会、上海市党建研究会、组织人事报社共同举办了“全国社区党建创新案例”评选，其中涉及“智慧党建”的两个案例。三是笔者对“人民党建云”、贵阳“党建红云”和杭州“智慧党建”的跟踪调查，收集的资料包括政府文件、网络报道等。整体而言，这些智慧党建案例代表性强、覆盖面广，能够全面展示近十年来我国城市“智慧党建”的实践样态与阶段性特征。因此，综合梳理文献和网络新闻的数据，可将这10个“智慧党建”实践的创新要点概括为表1。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多案例—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与个案研究相比，多案例研究具有较高的效度和信度。多案例研究方法强调对同类型案例的串联分析，通过对比分析案例的具体内容、要素特征、实践效度、影响意义等，进而总结提炼出建构性解释与理论性阐释。内容分析法则强调对案例本身内容的分析探究，通过对内容信息进行编码、分类、语义判断等，形成对研究对象问题、特征、演变、趋势等内容的分析，进而挖掘内容信息所蕴含的逻辑规律与理论张力。［19］本研究通过对10个“智慧党建”创新案例改革要点和实践效果的内容分析，进一步呈现数字技术与政党组织的互动形态，提炼数字技术对政党组织的影响机制。

　　三、数字技术赋能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内在逻辑

　　基于对北京、上海、深圳、贵阳、杭州、宁波等地“智慧党建”实践案例的剖析发现，基层党组织在结合城市空间、组织规模、党员构成、业务需求等因素的基础上，设计开发了一整套集合了党建数据信息系统、党建业务交互系统、党建数据分析系统和党群服务系统的“智慧党建”系统。“智慧党建”系统基于数字技术，推动党组织在技术载体、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党员管理和服务群众等方面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与特征。

　　（一）数据采集集约化、数据资源平台化，赋能组织管理

　　数字化时代，数据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和治理要素。党员本身和党组织活动都是数据的生产者，而这些数据则成为新时代党组织提升管理能力与效率的有效工具。具体而言，一是数据采集集约化。对象数据化是数字技术的重要特点之一，数字技术使得党组织能够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收集、整合各类信息。通过构建统一的数据采集标准和流程，党组织能够实现对党员信息、组织活动、政策文件等多维度数据的全面收集，避免了“数据孤岛”现象的发生，形成党组织和党员“超级档案”。同时，借助物联网、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党组织还能实时捕捉和分析党员行为、组织运行状态等动态数据，为组织管理提供更为及时、完整、准确的数据支撑。二是数据资源平台化共享。数据资源平台化是将采集到的数据资源进行统一管理和高效利用的关键步骤。党组织通过建立集数据存储、处理、分析于一体的综合性数字化平台，将各类数据资源进行集中存储、分类管理、综合分析，形成了全面、准确、清晰的信息视图。这个平台不仅能够高效整合来自不同渠道、不同格式的数据资源，还具备先进的数据分析工具和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支持党组织对海量数据进行智能分析与深度挖掘，为组织管理的精细化、智能化提供坚实的技术基础。

　　实践中，一方面，通过建立党组织数据库、党员数据库、干部数据库等，实现数据资源全领域、全口径的归集。无论是人民党建云、贵阳党建红云、张家港智慧党建信息平台，还是昆明官渡智慧党建云、宁波数据中心、深圳智慧党建平台等，都对党组织、党员、干部、公务员等信息进行全领域、全口径的数据汇聚和整合，并把日常的工作流程转化为计算机可以识别和分析的数据，形成党组织、党员的“超级档案”。这一举措极大地简化了传统手工录入和分散管理的烦琐流程，确保了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和时效性。另一方面，“智慧党建”系统不断完善党建大数据融合分析平台。贵阳建设“党建红云”平台的党建大数据融合分析平台，通过跨平台数据共享，实现深挖数据潜在价值，寻找规律和异常点，着力解决组织工作“痛点”，助推党建工作规范化、智慧化，提升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深圳“智慧党建”系统则通过建立业务标准，重塑业务流程，将党建业务、工作标准嵌入系统流程，将工作规范、工作流程固化为信息流、数据流，并提供标准规范的工作指引，实现业务数据自动采集、汇总、统计，提升党建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和专业化水平。

　　（二）组织结构矩阵化、主体协作高效化，赋能组织协同

　　数字技术赋能党组织，不仅促进了组织结构的矩阵化变革，还实现了主体协作的高效化，为组织协同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动能。一是数字技术正推动组织结构向矩阵化转变。传统的自上而下科层化组织体系，以其严密性、稳定性和规范性著称，然而，信息传递成本高、信息失真以及管理悬浮等问题也与之并存。而数字技术的引入，使得党组织能够打破传统壁垒，构建起一种更加扁平化、网络化的矩阵式结构。矩阵化的组织结构能够有效精简层级架构，加强协同作业能力，从而突破原有壁垒，形成跨越部门、层级和地域界限的网络化互动体系。［20］二是推动主体协作高效化。一方面，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党组织内部各主体之间的协作变得更加便捷与高效。通过在线协作平台、智能会议系统等工具，不仅推动跨组织部门的协同，提升组织协作能力，而且党员之间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沟通交流，共同完成任务。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运用还促进了党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协同。数字技术的连接特性，能够将治理对象、治理要素、治理资源和治理工具有机连接，特别是政党与外部主体如市场主体、社会组织、研究机构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从而形成更加广泛的协同格局。

　　实践中，一方面，通过建立党建业务交互系统，建构起一种更加扁平化、网络化的矩阵式管理结构。北京朝阳区在党建引领下，“一码共治”通过“临街治理”+“社区治理”+“楼宇治理”，重构基层工作组织体系，推动各方责任主体的责任落实。上海宝山区依托“社区通”建立“居村民—居村—街镇—区”社区治理架构，各居村形成小治理单元，街镇构成基层大治理单元，形成系统化工作体系。昆明官渡区则通过大数据指挥中心，打破以往“区委—党（工）委—党总支—党支部”的层级约束，对党员和支部进行扁平化管理。可以说，数字技术的引入，凭借其去中心化、去层级化的运行逻辑，使得纵向信息流通更加高效，减少了层级之间的信息传递障碍，有效打破了原有的层级化信息传递和资源分配模式，构建了跨越层级的互动模式。另一方面，基于党建业务交互系统实现基层党组织和企业、社会组织的有效连接，形成多元共治的新格局。张家港通过“模块化”建构，在全市划分112个党建区域，把机关单位、企业、社会组织等嵌入区域，构建开放融合的组织架构。宁波则通过党建综合大数据平台，打通与综治工作、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便民服务“基层治理四平台”的信息壁垒。青岛市北区以网格党支部为核心，将综治、城管、卫健、民政、公安、信访、应急管理等涉及基层社会治理的部门工作予以整合，延伸到网格，真正做到一网治理。

　　（三）党建决策科学化、风险预警前置化，赋能组织决策

　　决策能力体现着政党的治理能力。数字技术可以帮助党组织全面、精准掌握党员思想行为动态、党组织党建工作开展情况，以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决策水平和风险预警能力。一是推动党组织科学决策。传统基层党建工作受制于技术条件，对党组织和党员行为信息往往是一种静态把握，无法进行动态掌控与追踪，而“大数据将从过去相对固定时间点的静态状况推向其随时随地都在变化的过程和状态”［21］。特别是通过动态数据库的建立，能够对不同来源、不同层次、不同结构、不同内容的信息资源进行整合，基于云计算技术对海量数据的科学分析与深入挖掘，建立基层党组织创新分析模型、党员活力指数分析模型、党员领导干部诚信画像模型等，使决策者“有数可依”“有据可考”［22］，推动组织决策从“经验驱动”走向“数据驱动”［20］。二是促进风险预警前置化。“建立在相关关系分析法基础上的预测是大数据的核心。”［15］75大规模的数据并行处理，可在杂乱无章的信息中发现事物的整体走向，并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智能算法构建风险预警体系，准确研判党组织运行情况和党员、干部精神状态，预判党建工作发展趋势，有效避免组织工作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及时调整工作思路和方法，促使党建工作由事后处理向事前预防转变，一定程度上实现源头治理，做到未雨绸缪。可以说，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正推动组织决策从模糊决策走向精准决策，从经验决策迈向智慧决策。［23］

　　实践中，一方面，基于党建大数据分析系统，为精准有效的组织工作制度提供科学研判。整合信息、扩大决策的信息基础是科学精准研判的必要条件，以贵阳为例，“党建红云”项目建立了智能研判系统，通过对基础数据库和行为数据库的关联分析，可以及时把握基层党组织工作开展、党员队伍变化情况，为进一步开展基层党组织工作、发展党员、管理干部等提供精准研判。张家港依托党建“大数据库”，在各大信息平台实时按需抓取“区域活力指数”“党组织活跃度”“网络点击量”等集成数据，定期编制党建大数据报告，为党组织及时调整工作方向、关注重点问题提供全方位数据支撑。另一方面，通过对海量数据和实时数据的科学分析与深入挖掘，迅速刻画党组织运行画像，做到科学预警。深圳“智慧党建”系统通过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对全市党组织和党员数量结构、工作开展情况等海量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动态分析，对党组织换届不及时、组织设置不合理、组织生活开展不到位等问题智能“亮灯”预警，辅助科学决策和指挥；并实行党员积分和党支部评星定级，通过科学设计积分管理规则，将党组织和党员所有线上行为纳入监测管理，操作全部留痕，量化评分，实现对党员的精细化管理。

　　（四）教育管理精准化、公共服务伴随化，赋能组织服务

　　数字技术赋能党组织，正在深刻改变着党员教育管理与公共服务的传统模式，推动其向更加精准化、伴随化的方向发展。一是优化党员教育管理，推动“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数字技术使得党组织能够更精准地识别党员的个性化需求，为他们提供更加贴合实际的教育内容和培训方式。通过数据分析，党组织可以掌握党员的学习进度、兴趣偏好以及潜在需求，从而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教育培训计划。同时，数字技术还能够实现教育效果的精准评估，通过在线考试、问卷调查等方式，及时了解党员的学习情况，为后续的教育工作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二是在公共服务方面，数字技术则推动了公共服务的伴随化转型。通过构建智能化的服务平台，党组织能够实时了解党员和群众的需求与反馈，及时提供精准、贴心的服务。无论是政策咨询、党务办理，还是生活服务等，数字技术都使得服务过程更加便捷、高效。此外，数字技术还打破了地域限制，使得党组织能够跨越时空的障碍，为党员和群众提供跨地域、跨领域的伴随式服务，极大地提升了服务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实践中，一方面，通过“智慧党建”App功能的扩展，推动党员教育管理精准化。2020年，杭州发布智慧党建“1+10”应用场景，通过“党建数字驾驶舱”，实现党员教育管理和支部组织生活全过程“云上”推进。2021年，杭州市委组织部继续优化该应用，打造“数智组工”2.0版，可以为干部个体、部门岗位和班子整体画像，进而实现教育资源的精准匹配。另一方面，充分运用大数据功能，推动公共服务的伴随化。以贵阳为例，开发“党员志愿服务超市”App，做到实时收集志愿服务发起人和志愿服务帮助对象的信息，而“智慧党建”系统后台则会根据志愿者的特长自动实现与服务需求的精准匹配，实现党员志愿服务的科学引导、精准服务和良性循环。除此之外，贵阳“智慧党建”系统的大数据库，通过汇聚企业、创业者、就业者的大数据，运用智能匹配方式，实现企业需求与人才供给的精准匹配。可见，基层党组织依托数字技术，既可以进一步丰富服务内容，又可以提升服务的主动性，进而更好地将服务功能嵌入基层社会治理之中。

　　四、数字技术赋能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实践效能

　　通过对城市“智慧党建”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数字技术赋能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基本逻辑是数字平台驱动组织治理体系变革，其主要表现在通过数据采集、集成、加工、存储、传递、运算及应用，作用于党组织的管理、协同、决策与服务，进而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过程。

　　（一）从模糊管理到清晰治理，提升基层党组织管理能力

　　党组织管理能力强调党组织在党员管理、组织生活、组织运行、组织监督等方面的能力。从组织管理能力的角度看，要“建立健全包括组织设置、组织生活、组织运行、组织管理、组织监督等在内的完整组织制度体系”［8］506。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党组织系统逐步将基层党建工作事实数字化，推动党组织管理清晰化。在传统党组织管理中，无论是党员管理还是党务工作，普遍存在信息获取和工作流程处理的滞后性，无法描绘出党组织工作的“真实画像”，导致党组织管理工作图景呈现模糊化。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通过共享数据库的方式收集整合数据信息，形成党组织整体和党员个体电子档案库，客观记录并及时更新党组织、党员的基本情况，记录党员组织生活参与情况等信息，进而形成清晰可视的整体治理图景。数据驱动“清晰治理”的核心技术逻辑，在于运用智能技术实现数据的集约化归集，汇聚起蕴含社会事实多维属性的庞大数据集并进行实时分析，这一过程促使原本错综复杂的现实情况转化为易于理解、清晰可读、直观可视的数字镜像，实现对党组织工作运行的精确刻画和全面呈现。［24］特别是在党组织和党员管理方面，能够及时分析党组织的工作开展情况和党员的行为状况，督促提醒党组织成员履行党员义务、积极参加党组织发布的活动，实现对党组织和党员的实时动态把握、精确规范管理。可见，基于党组织运行事实的数字化，降低了党建信息“读取”的难度，刻画出基层党组织运行的全息画像，推动基层党组织管理模式从模糊管理到清晰治理的转型，提升了基层党组织的管理能力。

　　（二）从单兵推进到多元共治，提升基层党组织协同能力

　　党组织的协同能力强调党组织间的上下贯通和左右联动，特别是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体系，以及作为领导核心与市场组织、社会组织间的协同。党组织体系建设对于增强党组织的协同能力至关重要，要“建设好党的组织体系这座大厦，要让组织体系的经脉气血畅通起来，让党支部强起来”［25］。传统党组织管理层级分工存在“链条冗长”“条块分割”“自上而下”等单向度运行方式，往往单打独斗，难以形成有效的工作合力。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这一局面正在发生改变。一方面，数字技术推动党组织打破部门间“各自为战”的分散思维和治理逻辑，破解基层治理的数据“烟囱”和信息壁垒［26］，实现信息共享、资源整合和流程优化，通过系统整合、协同合作提升基层治理效能。除此之外，通过构建数字化党建平台，使党组织在纵向上建立起更加扁平化、多线性的沟通机制，基层党组织可以更加便捷地与其他党组织进行沟通交流，不同部门、不同层级的党组织能够迅速响应、协同作战。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赋能还促进了基层党组织与其他社会力量的协同合作。通过搭建开放式的数字平台，党组织能够与社会组织、企业、志愿者等各方力量实现无缝对接，共同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这种多元化的协同治理模式，不仅拓宽了党组织的工作视野和范围，还激发了社会各界的积极性与创造力，共同推动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综上所述，数字技术赋能不仅推动了党组织工作方式从单兵推进到多元共治的转变，更在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协同能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从经验判断到数据驱动，提升基层党组织决策能力

　　党组织的决策能力是指党组织根据党员干部队伍情况和工作开展情况，制定出针对党员个体、党组织工作的预案，避免组织工作过程中的偏差，及时调整工作思路和方法的能力。传统党建工作决策模式以经验智慧为基础，一定程度上存在信息获取不全面、统计分析不完善、方法选取不聚焦等问题，决策的科学性和时效性不足，难以做到事先对形势把握和风险防范。因此，依托数字技术服务平台实现数据分析和挖掘，推动决策由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至关重要。提升基层党组织决策能力，要“用信息化手段更好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决策施政、方便群众办事，做到心中有数”［27］。数据驱动基于所建构的数据实时采集系统，客观真实地记录了党组织和党员的工作行为信息，并通过聚合多部门、多系统的数据信息，提高了数据信息的准确性。与此同时，通过建立相关的数据模型，例如基层党组织创新分析模型、党员活力指数分析模型等，能快速、准确识别和排查隐患，辅助治理主体进行判断，避免了传统党建工作经验式管理带来的认知偏差问题，做到风险预警前置化，大大提升了党建工作的科学性。可以说，数字技术赋能，推动党组织有效整合各项数据并进行精准分析，实时把握党建工作规律，预判工作风险，超前谋划党建工作，实现从经验判断到数据驱动的有效转变。

　　（四）从被动响应到主动服务，提升基层党组织服务能力

　　党组织的服务能力强调基层党组织工作重心要从“组织覆盖”向“服务覆盖”转变，整合多主体服务资源，扩展协同联动的服务网络，增强主动提供精准服务的能力。在传统模式下，党组织往往需要在群众提出问题或需求后才进行响应和处理，这种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群众的基本需求，但存在服务内容针对性弱、服务效率低、服务范围窄等问题。通过构建数字化服务平台，党组织可以实时掌握群众需求动态，主动推送相关信息和服务，实现了从被动响应到主动服务的转变。首先，数字技术为提升党组织服务能力提供了强大的数据支撑。通过收集和分析群众的日常行为、兴趣爱好、实际需求等信息，党组织可以构建起全面、细致的群众画像。这些画像不仅有助于党组织深入了解群众的真实想法和期望，还能够为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服务策略提供有力依据。其次，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基层党组织能够更高效地整合各类资源，实现信息的实时共享与快速处理。通过构建智慧党建平台，党员群众的需求可以即时反馈至系统，党组织能够迅速捕捉到这些需求，并主动提供精准化的服务。例如，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党组织可以精准识别出不同群体、不同区域党员群众的实际需求，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政策宣传、教育培训、志愿服务等活动，有效提升了服务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最后，数字技术还促进了党组织与党员群众之间的双向互动，通过社交媒体、移动应用等渠道，党组织可以更加便捷地发布信息、收集意见、回应关切，党员群众也能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党的活动中来，形成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良好互动局面。可以说，变“被动响应”为“主动服务”的行动策略能够缓解基层党组织疲于应付的现象，提高基层党组织服务的预见性和主动性。

　　五、数字技术赋能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优化路径

　　面对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对政党宣传、组织、运行、动员等方式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主动拥抱新技术，以数字技术赋能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但如何驾驭这样一个超级技术治理系统，使之始终服务于政党的治理逻辑，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所面临的核心命题之一。［28］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数字技术赋能党组织治理的过程，也面临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新型数字鸿沟、技术形式主义、数据安全等技术治理风险，需要通过强化领导机制、完善数字基座，加强组织协同、搭建系统平台，创新功能应用、防止技术异化，健全制度体系、强化风险管控等方面不断优化。

　　（一）强化领导机制，完善数字基座，集成数字资源

　　强化领导机制、完善数字基座、集成数字资源，是确保数字技术有效赋能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三大核心要素。首先，强化党委统一领导，坚持统筹谋划系统推进。在数字技术赋能的过程中，必须建立起一套科学、高效的领导机制，明确各级党组织的职责分工，确保数字技术应用的决策、规划、实施、监督等各个环节都有明确的责任主体。同时，要加强领导干部的数字素养培训，提升他们运用数字技术推动组织建设的能力，增强“数字本领”，确保数字技术能够在基层党组织的各项工作中得到有效应用。其次，推进数字设施建设与迭代升级，完善数字基座。数字基座是支撑整个组织数字化转型的基础设施和平台，不仅要实现硬件设施如网络设备、数据中心、智能终端等的高标准配备，更要注重软件平台、应用系统的研发与创新，确保其能够高效、安全地支撑起党组织日常工作的数字化、智能化需求。最后，集成数字资源是数字技术赋能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重要支撑。数字资源是数字技术赋能的重要载体，集成数字资源意味着要将这些分散、零碎的数据进行统一整合、有效管理，形成一套完整、准确、实时的数字资源池，为基层党组织的各项工作提供丰富的数据支持和信息保障。

　　（二）加强组织协同，搭建系统平台，发挥数字效能

　　数字技术为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提供了强大动力，其关键在于深化组织协同、构建高效系统平台，并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效能。首先，强化组织协同至关重要。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党组织内部各层级、各部门之间需要建立更加紧密、高效的协作机制。通过数字化手段，如即时通信工具、在线协作平台等，促进信息的快速流通和共享，确保党组织的决策能够迅速传达至基层，基层的反馈也能及时上传至上级，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良好局面。其次，构建稳固的系统平台至关重要。系统平台是连接党组织内部各要素、各环节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实现数据共享、业务协同的重要载体。在搭建系统平台时，应注重平台的实用性、易用性和可扩展性，确保平台能够满足党组织工作的实际需求，并随着业务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不断迭代升级。最后，要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效能。数字技术的优势在于其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和智能化水平。通过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党组织可以实现对党员行为、群众需求、社会动态等多维度数据的深度分析和挖掘，为精准施策、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三）创新功能应用，防止技术异化，优化数字场景

　　数字技术赋能基层党组织组织力，需要我们在创新功能应用、防止技术形式主义和优化数字场景等方面综合施策、协同推进。首先，创新功能应用。要充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改造升级传统党建活动，还要开创性地设计符合时代特征和群众需求的新型党建功能，如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开展党员志愿服务、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模拟党性教育场景等，从而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其次，在追求技术创新的同时，必须警惕技术形式主义的风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痕迹管理’比较普遍，但重‘痕’不重‘绩’、留‘迹’不留‘心’”［29］。过分技术“留痕”的现象，实质上是一种典型的“技术形式主义”，是技术治理过程中的“技术异化”现象。数字技术赋能基层党组织功能的过程中，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确保技术应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解决实际问题、提升服务效能。要深入调研基层党组织的实际需求，精准对接党员群众的期盼，确保技术应用能够真正提升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增强群众对党的认同感与满意度。最后，优化数字场景。必须注重场景设计的实用性和便捷性，确保党员群众能够轻松上手、快速掌握。同时，还要注重场景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既要满足年轻党员的数字化需求，又要照顾到老党员和特殊群体的实际情况，着力弥合“数字鸿沟”，确保数字技术能够惠及全体党员和群众。

　　（四）健全制度体系，强化风险管控，护航数字安全

　　党员信息、党组织信息不仅牵涉到个人的隐私安全，更牵涉到党的政治安全，“要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强化国家关键数据资源保护能力，增强数据安全预警和溯源能力”［30］。首先，制定完善的数据管理规定、信息安全制度、数字技术应用规范等，确保数字技术在党组织中的应用有章可循、有据可查。特别是要健全党建数字安全全链条监管审查保障机制，确保涉党员和党组织的关键信息、重要数据以及数字基础设施安全［31］。其次，强化风险管控机制。根据《2023年度互联网安全报告：“体系化主动安全”建设指南》显示，2023年曝光的通用安全漏洞数量再创新高，其中包含了大量遭黑客利用的高风险漏洞。因此，必须建立健全风险评估、监测和应对机制，及时发现和处置潜在的安全风险。这包括加强网络安全防护、定期进行系统维护和升级、开展安全培训和演练等措施，确保数字技术在党组织中的应用始终处于可控状态。最后，算法合理应用，护航数字安全。明确算法应用边界，建立数字算法在党建领域应用的成熟度、可行性及风险评估机制，完善算法改进机制，通过优化算法系统设计与完善算法的规制体系等方式，促进算法合理合法应用［32］。总之，数字技术赋能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过程中，应注重健全制度体系，强化风险管控，为数字安全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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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21CKS051）

作者简介：张振，博士，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与社会治理。

 

责任编辑：李聪